公文包还在手里，他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鬼地方，为了找证据，找证词，他找到了，然后把那些照片推回去，说“您自己留着”。

脚步不自觉停了下来，沃尔夫站在巷子中间，靴子半陷在积雪里，身后十几米外，就是诊所那扇透着昏黄灯光的门。

怎么交差？

这问题钻进脑海，临走前，大队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手指敲着桌面：“拿到东西，立刻给我电报，这次还搞砸，你知道流程”。

他当然知道流程。东线、后方，某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，苏联人在等着他，比马林堡更冷，比但泽更接近地狱。

现在转身还来得及。一脚踹开那扇门，从铁皮箱里翻出照片塞进公文包，用枪顶着那个医生的太阳穴逼他写下证词，而后直奔电报局：“证人已找到，证据确凿，请求指示。”

再不济，也该要回一张照片，作为“调查有进展但证据不足”的搪塞。

沃尔夫站在巷子里，雪在肩头积了薄薄一层，

耳边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：沃尔夫，你是盖世太保，你的职责是挖掘、是清除、是维护“安全”，不是扮演什么良心发现的忏悔者。回去，拿起那些东西，然后发报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生存的机会。

他微微偏头，只将大衣领子翻得更紧，埋着头继续朝前走。

他不会回头，因为他不想，不想要这根绳索。证人已死，线索中断，照片毁于轰炸理由可以编造。他在保安局待得够久，总有办法蒙混过关。

走到巷口时，脚步突然钉在原地，那被雪幕模糊的阴影里，赫然站着两个人。

不像警察，不是巡逻队，而是穿着深色便服的男人，皮手套，军靴，肩宽和站姿绝非普通士兵，更像从装甲师里挑出来的直属卫兵。

靠墙的那个身影动了，没有急促的脚步，没有呵斥，只是从容向前迈了两步。“沃尔夫先生，少将让我们送您回柏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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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还没大亮，万湖森林上空悬着最后几颗寒星，湖面结了层薄冰，偶尔有野鸭从枯草丛中惊起，翅膀拍打的声音在湖岸上穿得格外远。

鲍曼的官邸蛰伏在南岸的杉树林深处，是栋威廉二世时代的狩猎别墅，砂岩外墙，坡顶覆着暗红色瓦片。

门厅里，大理石地面上扔着一只碎了的花瓶，水渍沿着地砖缝隙淌成蛛网，唐菖蒲散了一地，花瓣粘在楼梯的铜栏杆上。

仆人正蹲在地上拾捡着碎片，大气不敢喘。

埃琳娜赤脚站在楼梯口，手里攥着只威士忌酒瓶。长发如乱麻般披散在肩头，眼神却清醒得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他死了。”声音又轻又甜，她举起酒瓶，眯起眼瞄准门厅里那幅等人高的鲍曼肖像。

“恩斯特死了，他死在档案室里，血流了一地，没人给他收尸，那个中国贱人…”她忽然咯咯笑起来，嘴角往一边歪。“爸爸，你知不知道你让唯一的女儿，嫁了一个死人？”

佣人加快了收拾速度，在小姐发作时，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化作墙壁的一部分。

鲍曼站在书房门口，看着自己女儿站在碎玻璃中，对着自己的肖像喃喃自语。

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战争没有逼疯她，医生说这是一种遗传性精神缺陷，和她嫁给谁又失去谁无关。可女儿却固执地说是他的错，他不知道是谁的错，只清楚每天醒来，听到楼上的摔打和尖叫，就知道今天和昨天并无不同。

不，确切地说，今天比昨天“好”那么一点。因为昨晚，他收到了一份不大不小的“礼物”。

他走下楼梯，经过埃琳娜时短暂驻足，抽出她手里的空酒瓶搁在边柜上，吩咐管家叫医生来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吩咐早餐的鸡蛋要单面煎。

而后走进餐厅落座，展开报纸的姿态仿佛方才的闹剧只是晨间广播里的一段插曲。

但翻页时，手指却在纸张边缘顿了顿。

昨夜那封电报再度浮现，基尔曼斯埃格发来的，“克莱恩少将的未婚妻身份存疑”，措辞很谨慎，谨慎得过分。

“存疑”，不是“伪造”，就像薄冰上试探的脚尖，随时准备缩回去。投名状来得正是时候，但分量远远不够。

所以，他选择将电报副本锁进办公桌抽屉。

沉默远比回应更为有利，不回复，那边就会急，急了就会再往下挖，那条猎犬就会再游回深水区，替他叼来真正致命的猎物。

他在等下一封电报，等“存疑”变成“确凿”，到那时，这份材料就不再是一块砖，而是一把能捅向人后背的刀。

只要呈上元首的案头，或是递到希姆莱手中。包庇盟军间谍，欺骗元首，破坏帝国安全，随便哪一条，都够他上军事法庭，够他被剥夺所有军衔和勋章，从“帝国的堡垒”沦为“帝国的叛徒”，在被告席上聆听自己亲笔签署的判决书。

砰！

楼上又传来一声巨响，整个酒瓶砸在墙上的动静伴随着尖叫穿透楼板，